上世纪40年代，当许多艺术家痴迷于探索人类精神世界时，有一位艺术家将目光转向了动物。他发现，野兽与人存在相似性。当人类处于一种极端时刻，他们与野兽相逢了。而这一真相，往往令人难以接受。

Francis Bacon,Owls（猫头鹰）, 1956

这位艺术家就是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是一个出生于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天生带有哮喘病，对灰尘和鸟兽的毛发十分敏感。

弗朗西斯·培根在7 REECE MEWS，1979

摄影师：Edward Quinn © edwardquinn.com, 2017

而即便如此，他的父亲还是强迫他在自家开的马场里生活了十几年。伴随着哮喘病的折磨，培根过上了与动物为伍的生活。而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了解来自于他对动物的观察：观看动物们如何战斗、交配、走向死亡。

他早期与动物的接触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他以一种“临床学”的方式对动物进行观察，并从动物们无拘无束的行动中看到了人类的本能。

这也促使他画一些看起来像人的动物，又或者“像野兽的人”。他所画的“野兽”往往肖似于人在歇斯底里时的状态，这种仿佛揭秘真相般的创作，让观者感到了恐惧与受冒犯。

现在，这些为了表现“真相”亦或“现实”的、令人不安的弗朗西斯·培根作品正在英国皇家美术研究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

（图片来源：英国皇家美术研究院）

本次展览的主题为“人与兽”，呈现了弗朗西斯·培根一生中最重要的多件作品——从1933年首次引起公众注意的《耶稣受难》，到人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在展览中，一些科普性读物、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动物运动连拍图片都将作为补充资料，呈现在培根的绘画作品旁边，而这些资料同时也是培根创作时的参考来源。

口腔迷恋

走进展厅，观众将看到一件一米高的，以油彩与蛋彩呈现在木板上的画作。这件名为《头部I》的作品描绘了一个晦暗不明的场景，以及一个无法名状的生物。唯一可以找到的线索是那只逼真而清晰的耳朵，它向我们证明了这个生物是一个人类。而那张张开的嘴里长满了骇人的獠牙。

Francis Bacon, Head I（头部 1）, 1948 

© The Estate Of Francis Bacon.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18

这是在1949年展出的六件《头像》系列作品中的一件，在当时，培根接受了《时代》杂志的采访，并表示他希望像委拉斯贵支那样作画，同时要在画面中表现河马般的皮质。

这令人联想起在本次展览4号展厅展出的《头像VI》，以及模仿委拉斯贵支《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而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夸张的头部以及正在嚎叫一般的嘴。

这张嚎叫的嘴来源于培根对大猩猩的观察，而培根在大猩猩的整个脸部中也仅选取了口腔的部分。

Francis Bacon,Head VI（头部 6）, 1949.

Arts Council Collection, London © The Estate of Francis Bacon.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Artimage 2022. Photo: Prudence Cuming Associates Ltd. 

培根年轻时非常迷恋口腔，他时常被嘴巴的动作、形状以及牙齿所打动。他认为口腔中的牙齿闪着光，就像莫奈画中的落日。同时，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受伤护士发出尖叫的场景给他提供了许多灵感。而当他走进书店时，关于口腔的插画书也往往能留住他的脚步，这些彩色的、充满科普性质的插图深深吸引了他。或许，在表现尖叫、嚎叫以外，培根也想画出笑容，但他在与大卫·西尔斯维特的交流中曾坦言这种创作“一直没有成功”。

真相往往令人畏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自认“绘制微笑失败”，但以世俗眼光来看，人们确实总是认为弗朗西斯·培根所画的人物都相当恐怖，并且他的表现也非常直白。

但是，培根认为这些所谓的“恐怖”，其实表达着生命的自然规律。

所谓的“恐怖”，往往来源于“真相”。比如当我们不加修饰地说某件事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人们很容易被事实或真相所惹恼。

Francis Bacon,Study for Bullfight No. 1（斗牛研究1号）, 1969.

《斗牛研究1号》是培根“冒犯”大众的作品之一。他发现，人们一边吃肉、穿皮草，又一边抗议斗牛活动，实在是逻辑混乱。在这件作品中，斗牛士与牛是主角，而斗牛活动的场所非常狭小。上方一块奇怪的、凹陷的屏幕上，是激动的人群，而这指出了大众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屏幕中间红色的色块与上方的鹰，则是法西斯独裁的象征。这件作品是对人类羊群效应的反思与拷问。

而当他的“揭秘”行为针对某一个人时，培根清楚地知道，他的画令人受伤。他说“人们常常认为，扭曲他们的形象就是伤害他。”

Francis Bacon,Portrait of George Dyer Crouching（蹲在地上的乔治·戴尔的画像）,1966.

培根似乎能从模特们（有著名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先锋画家伊莎贝尔·罗斯索恩等等）的表情、动作，亦或者他自己本人的内心中挖掘出“真相”。他所绘制的人物总是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有些甚至表现出神经质或是歇斯底里的一面。培根想要用自己的画笔去困住这些形象，使这些作为“图像”的事物进入到了属于他的新语境中。

当培根在画着他的对象时，那纸上之物并不只是该对象，同时也是他想要记录的东西——他眼中的真相。

无叙事与偶然

除了单个的人物，培根也挑战着在一个构图中绘制多个人物，同时避免叙事。

培根发现人们喜欢从一切事物中获得意义，而当他们带着这种癖好观察培根的画时，则转变为期待从他的画中看到对社会的评价或者故事。培根用创作反思了这一现象。在《三个人体和画像》中，他荒诞地让一张肖像画凝视着正在俯冲的人（或者野兽的形象）。当人们观察这张画时，他们或许会思考自己身在何方——而除此之外，得不到任何“意义”。

Francis Bacon,Three Figures and Portrait（三个人体与肖像画）,1975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画面荒诞的作品没有经过艺术家的深思熟虑。与之相反，培根对每一件作品都是非常用心的。

他会精心地去安排画面布局，也非常注重作品的形式与内在。

然而，在他从委拉斯贵支的印刷版作品中汲取灵感，并创作了多件带有《教皇英诺森十世》元素的作品后，他又自惭形秽了。他非常害怕见到委拉斯贵支的那件真品，尤其担心发现真品与印刷品之间的不同，这会让他的那些作品看起来像个小丑。他认为，至高无上的原作始终是他内心无法越过的一座高山。

Francis Bacon, Pope I（教皇 1）, 1951

最终，他选择遵循自己的本能。

他会细心地为作品创作草图，但又任由自己在放空的状态下挥动笔杆，把注意力集中在绘画的笔触表现上，让“偶然”和“意外”覆盖草图。

有一次他把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酒精让他变得很迟钝，但也让他全身心的放松。《三联画》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而他也很满意。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经过谋划，又能出于偶然。

Francis Bacon,Second Version of Triptych 1944（再版的1944年三联画）, 1988.

永恒的相逢时刻

培根的这种对本能、直觉、真相的关注，很大程度来自于他孩童时期与动物的接触。在他16岁离家后，他也依然保持着对动物的观察，不仅积累了动物在运动状态下的照片，还在南非旅行中近距离地观察大型动物。

而他在创作上的首次“动物实验”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在这些突破性绘画中，半人半兽的形态首次出现，并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不断变异。

Francis Bacon,Figure Study II（人体研究 2）, 1945-46.

我们很难界定他的“人”与“兽”的边界，因为在艺术家的眼中，他们浑然一体，就像是自然界的一团“肉”。

Francis Bacon,Study for Chimpanzee（猩猩研究）, 1957.

在肉店里，培根发现无论是牛羊还是鸡鸭鱼，都以一种死亡的状态铺在货柜里。他联想起在一张照片里看到的屠宰场——即将遭到屠宰的猪被倒着悬挂，看起来就像是在上十字架刑。

这种从对象A到对象B所施加的刑罚，让他忽然意识到人生即是一场随机开启的游戏，而人们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最终的归宿是死亡，所以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人们只能保持积极乐观，甚至是欺骗自己。

Francis Bacon, The Crucifixion（耶稣受难）, 1933.

培根曾对作家兼艺术家彼得·比尔德说：“死亡具有绝对的确定性。艺术家知道他们无法战胜它，但我认为大多数艺术家都非常清楚他们的毁灭——死亡如影随形。”为了让人生的游戏更加好玩，培根试图用自己的绘画，简单粗暴地让观者回到现实。

在艺术家即将走向死亡的永恒时，一只动物成为了培根最后一幅画的主题——它呈现为《公牛研究》。画中使用的真实的灰尘，如同一个媒介，连接着生与死。对培根来说，它也代表着永久性：“好吧，灰尘似乎是永恒的——似乎是唯一能持续到永远的东西。”

Francis Bacon,Study of a Bull（公牛研究）, 1991.

结语

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人与兽，不仅阐释了人类的真相，还为我们当下的一些生存困境提出了预见性的看法。

正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迈克尔·佩皮亚特所说，“当我们跟随培根寻找关于人性的真相时，我们逐渐意识到他天才的另一个标志：他能感受到人和动物会有多么密切的互动，无论是那些关在笼子里还是没有被关在笼子里，每个人都要依赖对方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