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美术评论家

我和杨国新都是阜阳人，国新是在阜阳这块有文脉传承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欧阳修做过阜阳的太守，阜阳的文化代有传承,国新从阜阳一路走到安徽美协的掌舵人，他在艺术成长道路上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阜阳1500多万人70年就出了他这一个主席，是我们阜阳的骄傲。

国新主要画人物画，评价他的人物画要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就是历史角度，近百年来人物画的影响应该说是超过山水画，为什么呢？西画对山水、花鸟都不好改造，因此我们的山水和花鸟还是传统的，尽管有革新，但总体来说受西画影响很小。但是西画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就是人物画。传统的人物画只是凭感觉，不讲究科学、光影、比例，因而西画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物画的改造就很大。

我们现在的美术教育以人物画为基础建构起了现代美术学，我们传统美术是以山水为主的，但是到了近现代，徐悲鸿等前辈把西方的教育引进来，就构成了我们近现代的教育体系，人物画就成了近百年来美术史的主流。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物画大家，把西方的光影、结构、空间、解剖等概念融入中国人物画创作，中国人物画过去是平面的，现在变得有空间了，杨国新走的也是这个路线，人物画的中西融合是不可溯的，因为整个教育学整个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前边有徐悲鸿、方增先等大师，然后有冯远等，人物画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到杨国新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面貌出来，他用中国画的皴擦把西画的光影很巧妙地融入到人物画的造型上，很好地解决了人物画笔墨和造型的关系。齐白石画人物基本上是传统人物画，是靠感觉来画的。但是杨国新的人物画是沿着科学写实主义路线过来的，但是科学写实主义为什么最近又遭到诟病和质疑呢，中国人物画里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包括方增先先生、冯远先生等人物画家都面临这个难题，包括杨之光生前也和我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谁解决好了造型和笔墨关系的问题，谁就是大师，但很多人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你如果顾造型，笔墨就放不开；你要是顾笔墨，形没了，这是个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蒋兆和、徐悲鸿解决了一部分，因为他们时间、资源有限，他们凭借着天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完成的非常好，给中国人物画做了一个非常高的奠基，接着就出了方增先、杨之光等建国后的这一批大家，再接着就到了冯远这一茬，再就到了杨国新这一茬，一茬一茬都是在解决这个课题。

解读人物画，首先看造型，第二是传神，传神概念是中国古典概念，再就是笔墨。人物画最难的就是笔墨，能把造型和笔墨解决得好的当代画家为数不多。当年我去拜访方增先先生的时候，他觉得中国人物画的突破是“以墨破形”“以笔破形”，形在似有似无之间，最后我在他的画上找到了印证，他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个大展，他画了一幅《逐日图》，我一看，这个问题解决了。国新面临的问题和方增先先生是一样的，方增先先生从版画里吸收的营养，这是解决人物画笔墨、形神的一个范例；今天我们看杨国新先生的人物画，他也是一个范例。当然这个课题的解决是长期的任务，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都是阶段性的，希望国新在这个层面还能推进，因为他现在解决的已经非常好了，他的人物画在笔墨和造型处理上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处理得好的画家，尤其是这几年进步非常大，解决好人物画笔墨和造型的关系，就解决了中国人物画最根本的问题。以前一直以为杨国新是画油画的，现在看他的国画很震惊，完全是专业的水平。我希望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能有杨国新浓墨重彩的一笔，艺术家最后奋斗的终极目标是要名垂青史，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个人的贡献。

2020年8月8日于北京民族文化宫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