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艺术史的发展，自身便是一部文化的交融史和思想的传播史。对中国而言，这样的交融与传播在近两百年的近现代历史中显得尤为激荡而迅勐，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生发与演进链接着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在短短时间内便将左翼木刻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并以运动的形式成功塑造了中国战时美术的现代主义早期内涵。

木刻便于取材、长于复制、广为流传，鲁迅称其“当革命时……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时局的推动下，具有进步思想和革命理想的青年美术家们积极投身木刻创作。从1931年内山书店木刻讲习班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第一代左翼木刻家对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现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长足探索，不仅开掘了中国美术史革命现实主义先河，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与价值观，更为战时进步思想的全民传播和新中国文艺形态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与当代观众对革命美术的普遍认知有所不同，左翼木刻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美术运动最具战斗性、群众性的文艺现象，从一开始就因同时面临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理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诸多矛盾、挑战而呈现出极为丰富、质朴、多变的艺术面貌。我们可以在《重建》（1942年李少言作品）、《饮》（1940年力群作品）中嗅到趋近米勒的现实主义气息，在《一天的工作完了》（1941年王琦作品）、《哺》（1945年易琼作品）、《烧毁旧地契》（1947年古元作品）、《大风吹倒前朝树》（1948年麦秆作品）找到来自珂勒惠支的表现主义风格影响，在《怒吼吧,中国! 》（1936年李桦作品）、《审问》 (1947年彦涵作品)、《丈地》（1949年牛文作品）中寻到西方现代主义绘画风格在与中国绘画传统结合后所生成的具有强烈书写性与金石味的现代木刻语言。

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50年代初期的短短二十年间，伴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中“二为方向”等文艺思想的明确提出，西方现代精神在与中国特殊历史相遇后所生发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左翼木刻所代表的左翼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深深影响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国艺术发展方向。

左翼木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觉醒、自强的历史，本次展览对神州版画博物馆馆藏40余件最具代表性的左翼木刻作品所进行的专题展示，绝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艺术展览。当我们通过艺术的形式厘清“星”之源头，共产主义思想所激发的“火”之精神，其民族性、大众性、传播性与现代性，终将穿透历史、契入当代、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