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画家

与新辉再次相遇，已是在云南大理

上次是在宋庄，一个北京郊区的乡村小院，我们躺在北方暖暖的土炕上，听着呼啸吹过燕山的风，呼呼的炉火，如少年好友般彻夜畅谈……从西北到西南，再到北京，这是我们彼此勾勒出的艺术地图。

彼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艺术家，他做架上，我做影像，这是符合当代艺术分类法规则的身份认同。

后来，在步步紧逼的北京拆迁浪潮中，我们的艺术地图再次被篡改，他搬去了北京更往北，我则到了更往南的大理，成了“大理福尼亚的警长”，彼此失去联系。

直至在大理相遇，他已成为我对一个画家全部的想象，须发花白，四处游荡写生，拉着满满一房车的画材，流动在山水之间。

我们的再次对话，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当代性，回到朴素的语言当中，说起属于自己的话语。

从罗列到眼前他的写生作品当中，我似乎读到为什么云南的土地是红色，梵高笔下阿尔的土地是紫色，阳光土地的温度、湿度。照过高黎贡山坝子的光，似乎失去方向和色彩，一切与人类有关的行为，在这里不过成为了某种点缀，

一张张小篇幅，描述的大场景，让一切回归于自然的叙事当中。